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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股權轉讓所得稅存在的問題

           「摘要」企業股權轉讓所得的確認,特別是如何確認其中具有股息性質的持有收益部分,是當前我國稅收實踐中的一個極富爭議問題。鑒于其識別與計量上的困難,各國稅法上都沒有單獨確認股權轉讓中的持有收益。我國現行稅法關于股權轉讓中持有收益的計量方式存在明顯的缺陷,原因在于忽視了其適用的內在約束條件,也與我國日益普遍化、市場化的股權轉讓實踐之間出現脫節。應修改現行法規,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企業股權轉讓所得計稅規則。

      「關鍵詞」股權轉讓所得,持有收益,處置收益,所得稅改革

      近年來,國家稅務總局針對企業股權轉讓的稅務處理發布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由于它們對股權轉讓所得的計算口徑不統一,有的確認股權轉讓中的持有收益,有的不確認,在實踐中產生較大的爭議,諸如分配前轉讓與分配后轉讓的優劣之爭即為典型的例子。[1] 2004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企業股權轉讓有關所得稅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稅函[2004]390號,以下簡稱《補充通知》),力圖對法規之間的沖突作出協調,但依然沒有消除在持有收益問題上存在的疑惑。

      筆者以為,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雖然在理論上不難理解,但從實踐來看其識別與計量都很困難,因此,各國稅法上都沒有單獨確認股權轉讓中的持有收益。我國稅法的規定可能主要考慮服務于企業改制的需要,但是這一政策目標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而不應固守于一個“持有收益”概念。在下文中,筆者將對股權轉讓所得問題上稅法規則的演變進行梳理,探討股權轉讓中持有收益確認的條件與可行性,并提出完善我國股權轉讓稅法規則的一些建議。

      一、股權轉讓收益的構成:持有收益與純處置收益

      一般來說,股權投資通常獲得兩種收益,一種是投資人在持股期間作為股東從被投資企業分得的股息紅利,另一種是投資人最終轉讓或處置股權時,如果轉讓收入高于取得股權的成本,所獲得的收益。我國稅法上把前者稱為股權投資所得,后者稱為股權轉讓收益。學理上一般把股息紅利稱為“持有收益”,因為它是投資人持有股權期間獲得的收益;而最終轉讓股權獲得的一次性收益被稱為“處置收益”。依照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法,兩種收益的稅收待遇不同:對于股息所得,投資方可以免稅(外商投資企業)或者抵免(內資企業);財產轉讓所得則需要全額計入投資方的應稅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

      雖然股權的“持有收益”與“處置收益”看起來界限很分明,但二者其實是有交叉的,體現在股權“處置收益”中很可能包含著一部分股息性質的所得。它對應于投資人在轉讓股權前應分享的被投資企業的累計盈余公積與累計未分配利潤。如果被投資企業事先將這些保留盈利全部分配給股權持有人,它們屬于股息所得,可以享有免稅或抵免的待遇。如果被投資企業不分配,這些保留盈余就會導致股權轉讓價格增高,這樣就使股息性所得轉化為全額征稅的股權轉讓所得,增加了投資人的稅負,客觀上也造成重復征稅。在這個意義上說,通常學理上所稱的“股權處置收益”又可以分解為“純處置收益”與“持有收益”,后者就是指股權轉讓收入中可能包含的股息性所得。

      從納稅人的立場看,稅法最好能夠單獨確認股權轉讓收益中包含的持有收益部分,將其作為股息處理。如果稅法不加區分,把股權轉讓的價差全部作為處置收益看待,投資人只能通過強迫被投資企業盡可能多地分配,并在利潤分配后轉讓股權的方式,降低純處置收益,從而減少股權轉讓的綜合稅負。顯然,這種股東稅負導向型的利潤分配,會給一些現金流本來就不足的企業,或者急需資金擴大經營的企業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

      二、我國稅法對企業股權轉讓所得計算口徑的規定及變化

      我國稅法對企業股權轉讓所得計算口徑的規定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

      國家稅務總局在1997-98年年間實行的政策,是區別股權轉讓收益中的“持有收益”與“純處置收益”,允許從“股權轉讓價”中扣除“持有收益”部分。《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合并、分立、股權重組、資產轉讓等重組業務所得稅處理的暫行規定》(國稅發71號)(以下簡稱[1997]71號文)以及《企業改組改制中若干所得稅業務問題的暫行規定》(國稅發[1998]97號,以下簡稱[1998]97號文)對此的規定幾乎完全一致:

      “股權轉讓收益或損失=股權轉讓價-股權成本價

      “股權轉讓價是指股權轉讓人就轉讓的股權所收取的包括現金、非貨幣資產或者權益等形式的金額;如被持股企業有未分配利潤或稅后提存的各項基金等股東留存收益的,股權轉讓人隨轉讓股權一并轉讓該股東留存收益權的金額(以不超過被持股企業帳面分屬為股權轉讓人的實有金額為限),屬于該股權轉讓人的投資收益額,不計為股權轉讓價。”

      然而,2000年以后,國家稅務總局似乎改變了以往的做法,在其發布的《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118號)中,不再區分“持有收益”與“純處置收益”,而是將整個股權轉讓收益視為資本利得,其規定如下:

      “企業股權投資轉讓所得或損失是指企業因收回、轉讓或清算處置股權投資的收入減除股權投資成本后的余額。企業股權投資轉讓所得應并入企業的應納稅所得,依法繳納企業所得稅。”

      由于118號文最后有一條:“此前規定與本通知規定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規定執行”,由此讓人產生對前述[1997]71號文、[1998]97號文的法律效力的疑惑。為消除稅收實務中的混亂,國家稅務總局2004年3月發布了《關于企業股權轉讓有關所得稅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稅函[2004]390號),規定:

      “一、企業在一般的股權(包括轉讓股票或股份)買賣中,應按《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股權投資業務若干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 118號)有關規定執行。股權轉讓人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或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股權轉讓所得,不得確認為股息性質的所得。

      二、企業進行清算或轉讓全資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企業時,應按《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企業改組改制中若干所得稅業務問題的暫行規定〉的通知》(國稅發〔1998〕97號)的有關規定執行。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投資方股息性質的所得。……在計算投資方的股權轉讓所得時,允許從轉讓收入中減除上述股息性質的所得。

      從上述規定來看,《補充通知》明確了97號文和2000]118號各自的適用范圍。依照該通知,一般性股權轉讓不得確認并扣除股權持有收益;但企業改制、清算或者轉讓全資子公司以及持股95%以上的企業時,可以從股權轉讓收入中減除股息性所得。對于股權轉讓收益中持有收益的計算方式,《補充通知》依然維持了原來的規則,即“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投資方股息性質的所得”。

      三、 股權轉讓中持有收益確認方式存在的問題

      現行稅法把股權轉讓中的持有收益等同于“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并沒有附加任何條件。但是,下面的分析顯示,這一確認方式并不當然成立,它的確需要有一些前提條件。

      理論上說,“持有收益”應當是投資人在持有股權期間基于被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新增盈利而獲得份額,它必須經過一定的營業期間才可能顯現。這就意味著股權應長期持有。如果只是短期持有,甚至取得股權后數日后就轉手,持有期間內被投資企業尚未產生新的盈利。這樣,股權轉讓價“與”股權成本價“中所包含的被投資企業的留存盈余很可能是相同的,二者的差額就不含有持有收益,而是純粹的股權處置收益。

      另一方面,即使是長期持有的股權被轉讓,股權轉讓所得中理應包含持有收益,但這還需要轉讓交易的雙方對股權的定價與被投資企業的凈資產的各部分相聯系,最好能明確轉讓至少由“股權+股東留存收益權”兩部分組成,以便將一部分轉讓款確認為持有收益。顯然,這一條件在現代資本市場中很難實現。因為,現代財務管理理論對股權的定價并不拘泥于企業的凈資產,而是根據企業未來創造的現金流或未來各年度支付的股利進行貼現所得到的現值之和。由此而得到股權轉讓差價,與股權持有期間公司新增盈利以及投資方應享有的份額之間的數量關系并不清晰,很難準確計量哪一部分股權轉讓收入就是持有收益。如果考慮到股權轉讓時可能存在的各種非市場因素,股權轉讓所得的構成就更加不確定了。

      由此來看,我國稅法關于持有收益的確認/計量方式可能僅在企業原始股東、特別是長期持股的原始股東基于凈資產而轉讓股權的情形下能夠成立。對于這些投資人而言,其出資構成了被投資企業的實收資本以及資本公積(資本溢價部分),被投資企業日后經營活動產生的利潤,已分配的是股息,未分配的作為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留存于被投資企業當中。當若干年后原始股東轉讓股權、特別是以凈資產為計價基礎轉讓時,可以比較清晰地識別出其中屬于“持有收益”的部分,即“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

      相反,對于后任股東來說,既然轉讓是以凈資產為基礎計價的,其取得股權的成本中也就包含了一部分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當其再轉讓股權時,如果繼續套用“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的計量方式,就會高估、甚至虛擬出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部分。

      四、一個例示

      上面的分析,用一個例子來看會更清楚一些。

      2002年,A出資98與B出資2設立S公司,A 、B各占98%、2%的股份。2004年8月31日,S公司的所有權權益為:注冊資本100,盈余公積20,未分配利潤10.假定該日A公司將其在S公司中的全部股權以140轉讓給C.次日,C公司加價10,以150的價格把該股權轉讓給他人。A、B、C、S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均相同。

      對于原始股東A而言,其轉讓S股權的收益為42(股權轉讓價140-股權成本價/出資98)。由于A在轉讓股權前應享有S公司累計盈余公積和累計未分配利潤部分為29(98% x30),該部分本可作為股息分配給A,因此可以認為A的股權轉讓收益中包含了29的股權持有收益。42剔除29萬后,剩余部分為真正的處置股權所得。這里,股權轉讓中的持有收益與純處置收益可以比較清楚地辨析出來。

      但是,后任股東C的股權轉讓收益則似乎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依常識判斷,C轉讓S股權作價150,股權成本價為140,實現了股權處置收益 10.然而,有一種觀點認為,由于C在轉讓前也持有S公司98%的股份,因此也享有S公司累計盈余公積和累計未分配利潤29,該部分應作為股息性所得從股權轉讓價中剔除。這樣一來,C處置S公司股權的收益為負- 19(150-29-140),因此C的股權轉讓交易是虧損的!

      筆者以為,上面的觀點顯然不正確,因為,對應于S公司累計盈余公積和累計未分配利潤的29已經包含在C為取得股權所支付的150中,成為C的股權成本價的一部分。它并不是C持有股權期間應分享的被投資企業新增盈余,不符合“持有收益”的本意。C轉讓股權獲得的收益10源于“股權轉讓價150— 股權成本價140”,它是純粹的股權處置收益。機械適用稅法關于“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投資方股息性質的所得”的規定,只能得出非常荒謬的結論!

      這個例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補充通知》的缺陷。按照該通知第二條,轉讓持股比例95%以上的子公司的股份,就可以從股權轉讓價中扣除持有收益。如例所示,即便是持股95%以上的股權轉讓,如果不是長期持有,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可能根本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很難量化,更不用說等于 “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

      五、股權轉讓所得課稅的國際經驗與借鑒

      從國外來看,由于在股權轉讓所得中識別、計量“持有收益”的困難,沒有一個國家的稅法在對股權轉讓收益課稅時區分其中的持有收益與純處置收益,而是直接適用資本利得計算的一般公式,即財產轉讓價與取得/維持財產的成本之間的差額。另一方面,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常都對資本利得、特別是長期資本利得實行一定程度的優惠政策,或者部分免稅,或者適當降低稅率。股權轉讓所得是一種特殊的資本利得,對于可能隱含的持有收益的重復征稅問題,各國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來消除或者減緩雙重稅負,其規則與一般的資本利得課稅規則可能有差別。

      例如,丹麥對轉讓持有3年或3年以上股票的資本利得可以免所得稅。法國把公司的資本利得區分為短期(2年以內)和長期(2年以上),前者 按42%征稅,后者按15%征稅。德國對持有股份達25%以上且持有5年以上的證券,出售后的利得50%給予免稅;而持有期不滿6個月證券,出售后和利得全額課稅。[8]

      有些國家把免稅的條件與轉讓人是否將該所得進行再投資聯系起來。例如,比利時稅法規定,對于出售用于營業目的5年以上的的金融資產股份所實現的資本利得,按降低的20.5%的稅率征稅。如果銷售收入在3年內再投資于比利時的新有形或無形固定資產或比利時公司的新股份上,偶爾出售用于營業目的的五年以上的股份所實現的資本利得完全免稅。德國規定,對轉讓參股利益的資本利得,只要其在兩年內用于再投資,則其數額的80%免稅。

      荷蘭則實行一種特殊的參股免稅政策。在符合稅法規定的參股免稅條件時,荷蘭公司就其持股權獲得的全部收益都是免稅的,包括被投資公司分配的股息、紅利以及隱蔽的分配,也包括轉讓、處置該股份所產生的資本利得。享受參股免稅的條件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1)參股利益至少達到被投資公司已發行股份資本的5%.(2)不是作為存貨而持有被投資公司的股份;(3)參股方控制的公司(除了符合規定的投資公司或合伙企業)必須有股份資本。

      另外,一些國家還就與公司重組相關的股份轉讓制訂特殊的優惠措施。例如,德國1977年頒布了《重組稅法案》,規定符合條件的公司資產轉讓以及股份轉讓的收益免征所得稅。1995年《公司重組法案》也賦予了公司為重組而發生的資產易股、股權分離或者股本分割等交易免稅的待遇。

      綜合上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稅法規則,筆者發現,不必區分股權轉讓收益中的“持有收益”與“純處置收益”,而是通過采取以下一種或幾種措施,依然能夠實現避免或消除重復征稅的目的:(1)區分股權持有的時間,對長期持有的股權轉讓適用較低的稅率,或者給予一定的免稅額;(2)當股權轉讓所得在一定時期內進行稅法規定的再投資時,準許納稅人將轉讓所得的一部分或全部結轉,用來調整新投資的成本。(3)對參股達一定比例的長期股權持有人的轉讓所得免稅。最后,稅法還可以單獨針對公司的重組行為實行特殊的稅收優惠,以鼓勵、扶持為宏觀經濟全局所需要的行業結構調整與企業資源的重新配置,發揮出稅收獨特的政策導向功能。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借鑒。

      六、完善我國股權轉讓所得稅規則的建議

      當前,股權轉讓已經成為我國企業一種比較普遍的財務運作行為,取得其他企業的股權可能不是為了經營參股,而是為了轉手獲利。我國資本要素市場的發展也為股權的快速轉讓創造了條件。交易當事人對股權的定價不再單純與被投資企業的凈資產掛鉤,而開始采用各種資本定價理論。這樣,股權轉讓所得中的持有收益不論是確認邏輯還是實際計量都遭遇到很大挑戰。國家稅務總局118號文改變股權轉讓收益的計算口徑,不再考慮其中可能包含的持有收益,實際上是我國稅法適應對上述變化了的經濟環境做出的一種合理、積極的反應。

      另一方面,傳統企業的改組改制依然是我國當前經濟體制轉型的一個重要內容,需要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多方面的法律或經濟手段的扶持與配合。因此,在一定時期內,稅法應繼續維持允許企業改制或重組中的股權轉讓所得所享受的稅收優惠,從而對企業的改制、改組活動給予了必要的支持。

      綜合上述因素,并借鑒國外的做法,筆者認為,我國的股權轉讓所得課稅的規則可以做如下調整:

      首先,在股權轉讓所得的計算口徑上,明確“以股權交易價差為基本規則,確認持有收益為例外”,嚴格遵循97號文的適用條件,即只能適用于企業改制或清算的情形,取消《補充通知》關于轉讓持股95%以上股份的子公司可以適用[1998]97號文的規定。同時,對于適用于外商投資企業股權重組的[1997]71號文,在其繼續適用的同時,也應當進一步明確嚴格其適用條件,明確其不適用于一般性股權轉讓。

      其次,修正稅法關于股權轉讓所得中持有收益(股息性所得)的計算公式,改“投資方應分享的被投資方累計未分配利潤和累計盈余公積應確認為投資方股息性質的所得”為“投資人在持有股權期間基于被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新增盈利而應分享的保留盈余部分”,同時增加對投資人“長期持股”的要求,并確定長期持股的合理期限。

      當然,上述建議操作起來依然有一定的難度,股權轉讓人也很容易進行規避。從長遠來看,一個更簡便易行的方法,是參照一些歐洲國家的規定,徹底放棄區分股權轉讓所得中“持有收益”與“純處置收益”,而是區別股權持有時間來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或者根據不同的情形給予相應的免稅額。這同樣也能達到緩解、甚至消除股權轉讓所得中可能發生的重復征稅的最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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